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个人贷款始终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无论寻找何种更好的发展模式都离不开以
民生幸福为终极理念的政治探索和制度设计。对现实制度及制度选择的反思和追问，不是追问其制度的
具体内容而是追问由制度以及制度选择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终极价值。制度规定和造就了人的类本质，
制约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展开；同时，个人贷款的生存与发展又反作用于制度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发展是人的本
质力量通过对象化活动在自然、社会领域展开的。“人的发展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制度为实现条件”，
“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推翻压抑人的发展的私有制度，创造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
的天性的社会制度，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我们考察民生幸福与制度选
择的理论基础，也是分析民生幸福与制度安排的理论前提。
人是关系性存在，这种关系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确立。人的对象化活动既面向自然也面向他人，还
面向自我。人通过自身确立了自己的对象性。“人的生命过程，从人的发展或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就是
人的对象化过程，以及人通过实践将自己的特性和力量在对象上的外化或落实过程。”对象中的对象
是现实中的他物，它与主体有双重关系，一方面它脱离于人，是和主体不同的他在；另一方面它能够表
现、规定并制约主体。
实际上，俄罗斯学者对于企业贷款的清算及其对以往伪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为了回答“往何处去”的问题，这不仅包括俄罗斯该往何处去，也包括西方文明模式的发展该往何处去。早在20世纪末期， 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之前，俄罗斯学者就已经预告了西方社会危机的爆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 斯焦宾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以企业贷款为核心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消费社会的西方文明 模式的发展潜力能够被穷尽，如果人类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将面临不可逆转的灾难。为此，他说， “我曾经讲过和写过，现代全球问题的解决大概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即向文明发展的新类型过 渡，这个类型的基础是与技术文明价值体现不同的另外一个价值体系。”学者们大多认为，“新社会主 义”就是要建构不同于技术文明价值模式的另一种体系。同时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已经为新 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表明了“经济社会形态”终结及其人类正向共 产主义的转化。这不仅是俄罗斯的出路，而且也是以技术文明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消费社会的出路。当 代俄罗斯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正是在此现实呼应下展开的，具体说来，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同质性”为新社会主义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两者具有同质性的根据在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应该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的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后工业社会已经具备了非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与条件，因此与共产主义具有一致 性。甚至可以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 的几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而告终。对此，当代俄罗斯经济学 家B．伊诺泽姆采夫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马克思显然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看做经济的社会 形态，相反，它是对经济社会形态的代替。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简 单化理解。而后工业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终结，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自觉发展 的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将为人类社会建构不同于消费社会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理论 基础。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后工业社会学说，是在历史分期和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方法方面 十分接近的理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充当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方向及历史意义的理 论的基础。”
“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标志，就在于人作为人积极地开展自己的创业贷款活动，自主地支配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即对象化活动的产物。”人的发展旨趣就是实现自由自主的活动，获得幸福，但这是一个历 史过程。马克思曾论述过“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有交往方式和 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占有它，即才能使它们变成自由生活活动””“。也就是 说，人的主体性发挥与制度的扬弃是互为前提的。我们说创业贷款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加 以审视。封建制度对人的发展的束缚是明显的，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与土地紧密相连，“专制制度的原 则就是轻视人，只会产生和培养人的奴性文化”，但对于奴隶制度下人身的依附关系来说无疑提供了 较多的自由空间；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和人的发展异化成为片面发展的人的同时也使人的生产关系和社 会关系丰富，对人的解放产生了一定意义。就人的发展与制度发展之间的复杂性而言，并不允许我们对 其性质做出是与非的简单判断，马克思一直把人的全面发展同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连，认为人的 发展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最终目标。制度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度是具体的，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在人类 追求幸福的历程中，人的发展与制度的发展是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方面，人的发展推动制度发展，即 制度的发展以人的发展和对幸福的追求为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制度又以促进入的发展为目的和宗旨， 即人的发展又以制度的完善程度为标志。因此，人的发展与制度发展是双向互动过程，它体现着制度对 主体人的制约性和人对制度的超越性，体现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是人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人类追求幸福是通过选择和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的理想社会形式即社会制度而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的 是，制度不仅是实现当下有限目标的路径，还可能为人的幸福的追求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对人来说，制 度是人的过去活动和未来发展的统一，首先是人们过去活动的产物，而后成为未来发展的前提。人们在 与制度的互动中不断开启新的世界。因而制度透显出一种意义：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活动成果和活动方式 超越有限空间而留下印记。一种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否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平 台，其优劣不在于它规定的细致与否，而在于它在维持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秩序和稳定的前提下为主体能 力发挥提供空间的大小。